因为这个法律涉及到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方面的职权行使，全国人大可以通过法律约束全国人大常委会（当然也包括约束自己），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以法律规定全国人大应如何行使权力。
霍布斯的税收名言是主权者向人民征收的税不过是国家给予保卫平民各安生业的带甲者的薪饷。租税法定作为一项宪法原则，要求宪法规范表达的系统性、严谨性，尤其是以立法具体化作为宪法主要实施途径的国家，否则普通法律就会僭越宪法的制度空间，掏空宪法的实质精神。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9页。[41] 参见：周刚志，《财政分权的宪政原理》，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183页。课税平等是是近代平等性的政治和宪法原则在税收法律制度中的具体体现，也是税收实质正义的必然要求。有学者认为税权是国家在税收立法、税款征收、税务管理等方面的权力和权利（赵长庆：《论税权》，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1期）。[5] 转引自Mill,John S,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London :Longmans,Green,1922),pp515-516。
2）不得因身份特权而免除租税义务。阿尔拜特•海扎尔认为赋税法律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赋税债务的成立不以行政权的介入为必要条件，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在法律上与人民是对等的关系，这种法律关系不是单方性命令服从关系，不能认为命令者对相对人不负回答责任，以及相对人无权审查命令的适当性。（三）硬法规制与软法规制的关系法律对行政权的规制包括硬法规制与软法规制。
执法者如果这样行使裁量权，就会既破坏形式正义，更无从保障实质正义。一、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的意义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的意义首先取决于行政裁量规制的必要性。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无疑首先应遵循法定程序，在某些问题无法定程序或法定程序不明确、不具体的情况下，执法者亦应遵循正当程序。例如，《行政许可法》第8条即明文规定了信赖保护原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我仅仅否认它们是一种凌驾于那些国家已建立的机构的力量。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专门为规范行政执法裁量制定的具体判断、裁量标准，通常是对法律、法规原则性、抽象性、弹性条款或裁量幅度过大的条款具体化、细化和量化。
作为行政自我规制方式的程序规制，其实现途径有三：其一，通过行政立法（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对法律规定的行政程序细化、具体化，使之适用于不同行政领域、不同行政部门的行政裁量行为。[8]法案必须具有普适性，行为却总与特殊性相联。行政机关依《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如第69条）行使撤销、变更或者撤回行政许可的行政裁量时，必须遵守上述信赖保护原则。行政主体自觉主动接受外部规制既需要外在环境、制度的压力，更需要行政主体自身自律。
如信赖保护原则虽然通过《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行为作了规制，比例原则虽然通过《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行为作了规制，但行政许可行为、行政强制行为仅仅只是行政行为的一类，而且法的基本原则也不限于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只是众多法的基本原则中的两项。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的目的与行政裁量的立法规制、司法规制的目的具有共性，三者都有保障裁量权合目的行使、防止其滥用的意旨。……无限裁量权是残酷的统治。法律对某一事项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行政机关怎么行政？重要方法之一是探寻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
在有裁量空间的场合，执法者如欲以此谋私，就可以通过裁量对同样情况做不同对待，对不同情况做同样对待。应该正确处理防止裁量权滥用与促进裁量权有效行使的关系，加强、完善自我规制与主动、积极接受外部规制的关系，健全硬法规制与推进软法规制的关系。
自我规制行政裁量自我规制（self-regulation）是行政裁量权规制的途径之一，是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基于自律，对法律、法规授予其行使的裁量权，自行设定和自觉遵循一定的规则，规范其裁量行为，以保障相应裁量权在法律、法规授权目的的范围内合理地行使。……法典要辅之以敕令，法律要辅之以平衡，习惯要辅之以条律，规则要辅之以裁量权。
显然，法律不可能事前对这些事项完全加以明确、具体的规定，不可能事前对之都给出准确界限和确切的行为规范，法律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相机行事的广泛的裁量权。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的适用必须适当和适度。如果立法直接规定惯例，那么，这种行政裁量规制就属于法律外部规制而不属行政自我规制的惯例规制了。行政机关处于这种情形之下：既要按照法定目的观考虑（法律目的、合理性），又要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从而找出适当的、合理的解决办法。裁量权不应该是专断的、含糊不清、捉摸不定的权力，而是法定的有一定之规的权力。虽然有时某些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也会不自律而违反行政规制规则，但此类情形大多也可通过行政系统内部的纠错、追责和救济机制解决。
否则，就可能妨碍裁量权的有效行使，不仅影响行政管理的效率，更影响实质正义和实质法治的维护和实现。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通常见于相应法律的总则。
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无论是法定程序，还是正当程序，对于保障执法者正确行使裁量权、防止其滥用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有了软法，某些行政监管执法者即使想滥用裁量权，也不敢和不能随意滥用。它比其他人为的统治手段对自由更具破坏性。
社会软法规制对于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防止行政裁量权的滥用也具有重要作用。行政惯例规制基本是行政自我规制形式。但在一般情况下，必须遵循裁量基准，否则，即应视为违法而予以撤销，并责令执法者依裁量基准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二、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的方式行政裁量自我规制与行政裁量外部规制同属于行政裁量规制，两者虽有区别，但二者无疑亦有共性，其运用的方式彼此既有同、亦有异。
法律授予行政执法者裁量权所基于的前提是执法者有广博的专业知识、专门经验和专门技能，能正确行使裁量权，但在实践中，执法者的素质并非全都如此，某些执法者可能存在品质缺陷或存在知识局限，某些执法者还可能既存在品质缺陷，又存在知识局限，在他们那里，法律赋予的裁量权完全可能被滥用或不正确行使，他们可能故意考虑不相关因素，不考虑相关因素，或者面对裁量权不知怎样正确行使而放弃行使或胡乱行使。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认为，只有通过法律规制行政裁量，使人们免受某些统治者……某些官员、某些官僚无限制的裁量权统治之时，法律方达到了最佳状态。
因为硬法既然赋予了行政主体以裁量权，它就不可能再对被授裁量权的行政主体处置相应事务作更进一步的具体明确的规定，或更进一步制定裁量基准式的规则。关于软法的此种性质和特色，美国卡多佐法官曾经指出：[7]法律一如人类，要想延续生命，必须找到某种妥协之道
德沃金把平等称为健全社会至上的美德，他从政府应该平等对待人民抽象原则出发，的出每个人应予同等关怀与尊重的结论。任何人如果企图逃避这些义务，就不能不受到社会的指责。
[9] 对税权，学人存在不同的解读。真实地反映市场规律，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正如台湾著名学者葛克昌所言，所有权负有义务模式与直接规定纳税义务模式，两者之间的截然不同在于一为请求权为主一为义务为主，一基于个人主义一基于团体忠诚，一出发点为商人式的自利一为社会连带，一本于自由激情一本于官僚伦理，一为自由民主一为官僚国家。[7]转引自许炎：《论赋税与宪政的关系》，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6—87页。
现代许多，或因国家公共事务的日趋复杂，或因行政机关拥有的信息获取、专业人才优势，或因立法机关的运作迟缓，而允许行政机关根据立法机关授权立法。税收正义由租税法定和平等课税两项基本原则组成。
在西方租税法定曾与罪刑法定并称为法治的两大原则，认为前者保障人民的财产，后者保障人民的人身。它把政府视为一个公共经济部门，从市场失灵和公共产品的存在来解释政府征税的正当性理由，即由于市场失灵，公共产品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而税收即为支应那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之需。
大量的行政规费使公民个体和企业组织等承担了游离于税收立法体系之外的行政规费负担，并严重侵蚀了税的根基。政府制定过量的税收行政法规、规章，集立法、执行、监督于一身，形成行政法规占据税法体系主导地位的格局，导致王名扬先生所说的条例时原则，法律是例外，条例是汪洋大海，法律是大海中的孤岛之乱局。
